再看从2008年初以来的房价，到2013年11月中国累积增加了23%（最近一年是8.7%）。
财政预算安排的专项偿债资金。北京一马当先，土地收储债务达到3351亿元，占据债务总额的一半，上海土地收储债务也达到1590亿。
该市财政局长说，压力大是肯定的，主要的压力在市县两级，其实这么多年，早就能够面对各种债务问题，每年偿还着利息，还本是绝对不太可能的，需要还本的时候一般都是继续贷款或者借款一次，将前面的债务本息还上，接着在将新的债务顺延。" 办法 除了省级预算中可以看到归还由财政部代发的地方债券外，大部分的地方政府性债务，在公开的预算报告中是看不到还债计划的，但并不代表没有计划。"今年肯定是要借钱才能还债了，单纯的依靠财政收入是不可能正常支付本息的。"一位东部省份市级财政局局长表示，但如何偿还，从现金流量来看，地方政府每年还利息都非常艰难，整体上来看不具有偿还本息的可能性，只能通过借新还旧的债务滚动，将雪球向后滚动。审计署公布的34个重点城市截至2013年6月底，储备土地16.02万公顷。
2013年全国土地出让金虽然达到41250亿，但能够自由支配的部分约占20%，也就是说地方政府有8000亿左右的可支配资金，仅能偿还全部债务每年所产生利息的一半。上述江浙地区财税官员表示，现在地方政府的公共预算刚够一般开支，其余的依靠转移支付，未来的土地储备收益将是政府还债的主力军，土地收益除去各种成本后，在政府手里最高可以获得占土地出让金20%左右的自由支配资金。社会不平等是最深刻的不平等，远甚于政治不平等和经济不平等，后两者要浅显得多，可以通过短期的措施得到矫正。
尽管在提出开放政策之初遭遇了一些来自内部的抵触，然而经济特区还是享受了大量的优惠政策，引得国内其他地区羡妒不已。失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存在大量的经常项目顺差、消费占GDP的比例下降以及劳动者及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下降。但它的坏处也不容忽视，时间越长，坏处将越明显。更糟糕的是，某些层级政府为了追求短期经济增长而不断侵犯民众的政治和经济权利，随心所欲的征地措施仅仅是一个例子。
首先，政府实现了持续的经济增长，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因此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无论哪个机构出面作调查，政府始终能获得70%甚至更高的支持率。比如，中国的城乡隔离是一种政治不平等，自2003年之后，短短几年间政府政策的改变就极大地弱化了这种不平等。
然而，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到1990年代末，他们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不可或缺的力量，中国变成了世界工厂，需要大量的工人。事实上，这样做也会减轻党控制官僚体系的繁重任务，因为民众的监督可以部分替代这项任务。这里无意否定产业升级，但是，资本密集度提高的一个后果是牺牲就业增长，导致劳动者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的下降。诚然，中国在许多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
然而，长期的歧视性政策最终会导致经济增长的停滞以及政权合法性的销蚀。政府对民众权利的侵犯是群体事件的根源。5.统一汇率，使其足以使非传统产品的出口保持足够的竞争力，以促成高速增长。但是，三个代表颁布之后，党政不分进一步加剧却是值得警惕的。
在国内事务方面，中国改革的两大主题是私有化和取消管制。为什么中国政府在改革时代是中性的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合法性问题。
过去一百多年的中国不是一个典型的后发国家，其经历更像欧洲国家，特别是发生过血腥革命的法国、西班牙和俄国。在过去30年中，中国几乎紧紧遵从了所有这些建议。
尽管加入WTO产生了一些不利后果，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的出口自此大幅度增加。中国迅速抓住了这一机遇。6.迅速由关税替代贸易的数量壁垒。如果政府保持中性，就不会总是关照某些特定的群体，因而，就长远来看，至少在制度性障碍较弱的领域，利益分配能够做到大体的平衡。1993年的分税制改革大大强化了政府的征税能力，而政府收入数额大致增加到GDP的25%。党不强调基于程序的合法性，而是追求基于绩效的合法性，即通过不断改善民众福利而获取的合法性。
回溯起来，我们很容易发现，中国政府有意采取了选择性的政策以促进改革和经济增长。上述分析的一个必然推论就是，一个中性政府所采行的政策往往是具有选择性的，而且很可能拉大社会收入的差距。
公民社会的成长为这个转型铺就了一条道路，其中，互联网的发展功不可没，它不仅是民众分享信息的平台，而且也是向政府表达政治意愿的场所。而且，尽管采取了大量取消管制的措施，国家仍然牢牢掌控着被称为战略命脉的领域如石油、电信及银行。
政府相信，控制利率是其掌握金融领域的根本策略。由于政府压制农村移民的各种权利，同时他们的所得相对低于其为国民经济所作的贡献，结果是，城市居民获得了额外的好处。
2009年我国GDP的增速超过8%，而计算表明，政府经济刺激方案的贡献至少为3.25个百分点。既然经济和税收增长是第一位的，那么，资本就容易得到额外的照顾，政府和资本的结盟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为了便于理解这一推断，我们首先要认识到，有偏向的政府总是采取各种政策照顾其结盟群体的利益，由此就会导致生产率与政府资源分配之间的错配，即其他具有更高生产率的群体没有得到政府类似的关照。社会不平等的典型例子是印度的种姓制度。
如果党想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增强社会的稳定性，除了更充分地推进民主之外别无他途。革命所建立的平等的社会结构让中国有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是超常的，因为中国本身就是非常态的。
这将党推至一个两难境地：支持私有化就要冒着失去工人阶级的风险，而按照当时的意识形态，那是它的主要政治基础。事实上，平衡不同社会群体的需求，绝对是一个中性政府所必须做到的。
在更深层次上，过度参与经济活动加剧了中国政府的生产型政府性质。所有这些都表明，无论是从社会整体出发，还是从党的自身建设出发，明确进行某种形式的政治转型是必要的。
当前，结构调整被许多地方政府和学者片面地理解为产业升级，但现实情况是，相对于中国的发展阶段，我们的产业升级已经过度了。由于中国领导层非同一般的务实态度，中国得以在一个复杂且持续变动着的世界中取得成功。至少就目前情况而言，中产阶层还不是推动变革的动力，而是保持稳定的力量。在财政方面，中国政府小心翼翼地保持了大体平衡的预算，其负债从未超过其税收收入。
相反，在一个平等社会中，政府如果要站到某些特定群体一边就会非常危险，因为其他群体可以联合起来阻遏政府——甚至可能把它拉下马来。在此期间，中国由一个计划型经济体转变为一个混合经济体，目前，私营部门的产值占到全国GDP的三分之二以上。
从1995年到2004年是私有化的高峰期，有将近5000万的国企职工下岗失业。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多数是生产性的。
集中全力促进GDP增长的努力还在导致对民众经济及政治权利的侵害，这不可避免地会激起民众的抗拒。换句话说，这样一个政府不会总是为社会中某个社会群体或政治群体代言，当然也不会为某个群体所俘获。